“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恢復消費和擴大消費放在優先位置，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面臨四個問題。”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3月18日在“財經前沿：2023《財經智庫》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布會”上表示，他相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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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問題方面，首先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緩慢。我國居民消費率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節儉和偏好投資這兩大傳統價值觀因素外，還與居民收入差距偏大有關。一般而言，收入越低，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如果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速提高，則有利于消費。“雖然我們這些年來收入增長和GDP增長基本同步，但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偏慢一點，財富占比偏低。”李迅雷表示。

李迅雷還談及超額儲蓄的問題。央行今年1月1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住戶存款增加17.84萬億元，刷新歷史紀錄，這被認為是居民的超額儲蓄。

但李迅雷認為，“超額儲蓄”不是消費源泉，對消費的提振不宜高估。

一來2020-2022年中國居民部門存款累計增加39萬億，考慮經濟增長、貸款、購房支出下降、理財暴露后的存款再配置等因素，疫后居民“超額凈儲蓄”約為9萬億。二來需要關注超額凈儲蓄來源的結構，中低收入群體受沖擊較大。三來居民預期改善是超額儲蓄轉化為消費的基礎，從2022年四季度央行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看，居民信心修復需要時間。

第二，投資主導模式向消費主導轉型需要時間。中國GDP中，來自投資(資本形成)的貢獻平均在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但隨著投資回報率的下降，增加投資實際上就是增加債務，未來向消費主導轉型需要較長時間。

第三，居民的杠桿率水平偏高，償債壓力大。中國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受疫情沖擊較大，2019年四季度至2022年二季度，中國居民杠桿率提高6.1個百分點，在公布數據的43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6位，發展中經濟體僅泰國居民杠桿率增幅高于中國。

“疫情只是影響居民消費的因素之一，不宜高估疫情防控放松對消費的提振。2020年5月至2021年6月，國內疫情控制較好，但并未出現報復性消費，社消增速中樞較疫情前下降約3個百分點。”李迅雷稱。

另外，中國家庭部門的實際償債壓力高于主要發達國家，這是抑制消費恢復的最核心因素。2022年一季度，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余額/可支配收入為141.8%，可支配收入用于還本付息的比例為15.7%，高于美、英、德、法、日等發達國家。

第四，居民的社會保障程度偏低。從養老金的總規模看，中國只有美國的3.4%，人均則不足美國的1%。

對于提振消費，李迅雷提出三方面的建議：

第一，增加國家財政對居民部門的支持力度，穩步提高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中，也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積極推進以稅制改革為核心的二次分配，推進以社會慈善事業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第三，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費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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