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力與壓力并存下，復蘇，依然是2023年中國經濟的期盼。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明年經濟定下“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承前啟后的基調，同時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明年經濟增長目標該如何設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財政赤字率如何設定？房地產市場會回暖嗎？如何繼續為小微企業紓困？何時可以走出經濟增速下行周期？

【資料圖】

針對這些問題，澎湃新聞記者近日專訪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我特別看重的是在2023年大概率經濟往上走的背景下，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即先恢復向上，之后維護在合理區間。”賈康說。

對于2023年引導性增長目標，賈康給出了“同比6%或6%以上”的預期，他建議，應該更關注兩年復合增長率，即使2023年能達到7%，2022和2023兩年的復合年均增長率也只有5%稍高。“‘十四五’如果要爭取在5.5%-6%的增速區間，也就意味著再往后兩三年，要趁勢把年均可比速度往上抬得接近6%。”

關于2023年財政赤字率，賈康建議，可以提高到3%或以上，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兩大維度要在總量與結構上優化綜合。

房地產行業，在賈康看來，回暖已是大方向，但回暖的過程一定是有“冰火兩重天”格局之下的差異性。

2023年的關鍵在于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

澎湃新聞：您近期多次強調，2023年是“關鍵的一年”，“關鍵”在哪里？

賈康：“關鍵”這個詞，管理部門經常用，一般來說不是唯一的。

現在講2023年的關鍵意義，我特別看重的是在明年大概率經濟往上走的背景下，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即先恢復向上，之后維護在合理區間。

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總體發展態勢是一個下行過程，速度一降再降，在一開始的影響因素——階段轉換、新舊動能轉換上面，后來又陸續疊加了好幾層影響因素。

但是11月以后，防疫政策有重大的調整，現在一般預計各個地方將有先有后經過一個政策調整后的疫情高峰期，一般認為1-3個月，全國各地將陸續“扛過”壓力期，如果不再出現新的毒株變異等問題，大概率明年一季度以后，整個經濟走勢會往上。

我很看重往上的走勢，因為這個“往上”不是一般的波動，看清楚前面幾個影響因素以后，這是可能帶有轉折意義的一個變化。轉到哪？還是要到中高速區間里維護經濟合理區間運行的速度，這個速度一定要有對新的“兩步走”戰略目標的保證意義。對保證速度我們有測算，“十四五”開始到2035年的15年時間段內，應該要接近5%，才能保證中國經濟總量或人均GDP再翻一番。這當然不僅是經濟的問題，更是現代化全局戰略的意圖能不能夠如愿實現的問題，它具有客觀的支撐因素，還要有我們主觀努力的因素，要合在一起。

我所強調的2023年帶有關鍵的意義，主要是看重這點：大概率經濟往上走了，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這對于整個現代化戰略實施中如愿對接達到目標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

澎湃新聞：您指出，2023年的引導性增長目標可以在6%或6%以上，原因是什么？

賈康：從2020年、2021年對比就能看得出來，2020年經過努力只有2.3%的正增長，2021年復工復產上半年比較順利，下半年又出現“三重壓力”的問題，但全年同比還是有8.1%(編注：國家統計局最終核實增速為8.4%，比初步核算數提高0.3個百分點)的正增長，道理就在于上一年的基數很低。這一次2022年為差不多3%出頭的增長，又是一個低基數，而2023年經濟大概率是一季度以后往上走，所以明年的同比指標會很好看，一般認為達到6%不成問題。我覺得2023年兩會的引導性目標可以提6%或者6%以上，經過努力達到7%甚至8%也有可能。

更有可比性的速度量值，還是兩年復合在一起。2020年和2021年兩年增速復合在一起平均是5.2%，和2019年的6.1%速度相比，又下降了近一個點；如果2022年增長速度3%出頭的話，2023年假定能達到7%，兩年的復合平均增長率可能還超不過前面的5.2%，仍然不是理想的中高速狀態，不符合我們這15年的保證速度訴求。我有一個觀點：這15年間“十四五”的速度重心可能是最高的，“十五五”、“十六五”速度重心有可能往下落，對此要有思想準備，我們前面要爭取向經濟潛在增長率6%左右靠，“十四五”如果要爭取平均為5.5%-6%的增速區間，也就意味著剩下的兩三年，要趁勢把年均可比速度往上抬得接近6%，最好達到6%；“十五五”如果落到5.5%以下，希望不要擊穿5%；“十六五”如果落到5%以下，希望不要擊穿4.5%；這樣15年算總賬，保證速度就達到了。

澎湃新聞：2023年復蘇的推動力是什么？

賈康：直接看復蘇，肯定還是與防疫抗疫“扛過”壓力期有直接關系。但是我們更要看重的，是能不能真正在改革深水區進一步通過制度創新帶出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形成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這個進一步解放也要落到“全要素生產率”概念上，意味著升級發展。全要素概念更強調科技成果應用、制度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支撐因素，更多是強調所謂“索洛余值”概念下不太容易測算清楚、但大家都知道肯定有重要作用的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變革的正面效應，是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

澎湃新聞：您覺得哪些領域會加快復蘇？

賈康：現在看得很清楚，中央已經對房地產領域暖風頻吹，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到最近的“金融十六條”，也是投融資方面很實的支持。

數字經濟方面明確提出完成整改，推出一批“綠燈”投資案例，肯定是要鼓勵他們振作起來，繼續創新發展。

還有實體經濟怎樣升級發展，這里面“專精特新”等會作為重點發力。“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可能不是一兩年的事，但肯定是國家要重點考慮的大事項。綠色低碳產業在升級發展里也很重要。

與以上各個視角結合著就有新基建，新基建“七大領域”已都有名錄，都是我們進一步以有效投資擴大內需并拉動消費潛力釋放的驅動力。

當然，有效投資并不止這些行業，發展其實是要全面鋪開的，相關的各個行業還得具體分析。

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在總量擴張與優化結構上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和提效的著力點分別在哪？

賈康：現階段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其“積極”二字首先特指政策的擴張性特征，即在經濟運行狀態相對低迷、下行壓力需要得到對沖的情況下，財政應采取減稅、降低企業負擔和增加支出以提升經濟景氣為取向的政策安排。

我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應在兩大維度即在總量與結構上綜合優化。首先，在總量擴張維度上，2023年，我國財政政策將注重適當提高赤字率水平，會相應匹配合理提升公共部門負債率水平；其次，在優化結構維度上，財政政策將繼續發力施行支持有效投資、引導消費增長、促進配套改革和完善社保體系等相關的多項收入與支出可選措施，專項債、貼息等政策工具，在體現“四兩撥千斤”式發揮乘數放大作用的同時，更具有鮮明的優化結構、支持重點領域發展的功能作用。

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強度”，可作如下理解，第一，財政支出的規模特征將在幾年來持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繼續體現其連續性；第二，已支出規模特征體現的“強度”，合乎邏輯地服務于積極財政政策總體要求的擴張效應的生成，并在支出資金來源有限的條件下，需要合理地通過赤字安排來達到其強度目標；第三，支出強度的概念，必然要延伸至幾年來中央已明確要求的支出資金要以“實物工作量”的考核來落實其績效；第四，財政支出強度的具體落實，必然要與財政政策不可替代的“優化結構”功能有機結合，融合于、體現于通盤的“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的財政預算中。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明年我國財政政策將注重適當提高赤字率水平，您曾建議，要提高到3%以上，背后有哪些客觀需要和主觀可能？

賈康：我覺得明年財政政策必須把赤字率進一步提高。提高以后，填補赤字將主要靠公債發行，我國的公債仍然還有安全區里的可用空間。

赤字率安排，在中國帶有政府政策的導向意義和政府態度一定程度的象征意義，前幾年高的時候提到3.6%，后來落到3.3%，去年降到2.8%，而對2.8%有特殊的說明，有些特別的一次性的資金來源是配上去的。今年可能沒有那么多的一次性資金來源去匹配了，但客觀形勢又特別需要擴大內需對沖下行壓力，所以我認為應該把赤字率抬高到3%以上為好。3%以上，更多的也是體現政府的一個姿態、政府政策的一個大方向，當然也要落在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后的安全區之內。

澎湃新聞：積極的財政政策也要兼顧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如何把握？當下財政風險控制的重點在哪里？

賈康：財政的擴張安排服務全局的高質量發展，與財政自身的可持續運行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從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綜合分析，如果2023年把赤字率提高到3%或再高一些，仍然是有安全性保障的，但我們也需瞻前顧后，留有一定余地，不宜一下提得過高。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風險控制方面特別提到的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確實因為我們公共部門的負債率還有空間，更多關注的還是地方債如何規范化運作，應予以特別注意的是隱性債務問題。預算法修訂后，陽光化舉借的我國地方債，其規范性相對較高，但是仍有出于特定原因的一些地方“隱性負債”，其規范性低而風險度高，應作為財政風險控制的重點。要高度重視通過制度建設、管理優化、加強監管來防范與化解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因素。

此外，要特別注意針對地方層面的一些困難和問題，把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加以提高，通過財力的適當下沉，做好基層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工作。

房地產業大方向回暖，但是過程會在“冰火兩重天”格局中展開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指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后隨即提出，要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兩者放在一起，釋放出什么信號？

賈康：這很值得關注中央指導意見表述內含的邏輯。原來講房地產從嚴從緊防范風險，是防范“灰犀牛”會從房地產過熱這方面沖擊我們，實際的結果變成了“灰犀牛”是從房地產特別低迷、甚至人們擔心會崩盤這方面沖擊了我們。

現在會議在提出防范經濟金融風險后面緊跟著講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實際上暗指著這種聯系，即如果不把房地產支柱產業的情況調到可持續，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金融風險。其實這是它隱含的邏輯判斷，因為房地產業界所有的這些經濟活動，跟金融系統和國民經濟運行大系統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

澎湃新聞：您認為2023年房地產市場是否會回暖？近期，多地取消限購、限售等限制性政策，在您看來，這種調整的作用有多大？

賈康：大方向肯定是回暖，但是回暖的過程一定是有“冰火兩重天”格局之下的差異性。“火”的一邊已經回暖了，我們已經看到深圳、杭州這方面已有跡象，“冰的”那邊就得觀察等待，不會一起回暖，更多要強調一城一策，一地一策。

限制性政策要減少和放寬，是這個階段上的大勢所趨，會起一定作用，會配合著回暖。要因城施策，但是各地大方向的共同點還都是放松。

澎湃新聞：2023年房地產行業的重點應該是什么？

賈康：應該是在房地產市場出現這種回暖，使它更好配合擴大內需、發揮支柱產業作用的同時，一定要下決心解決它“健康發展新模式”的問題。

中央用“健康發展新模式”這個術語，我覺得實質上還是原來講的“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要打造出來。怎么打造？2016年“9·30”新政推出那一年，中央提出要依靠“基礎性制度建設”來打造健康發展長效機制，但我們這些年有關房地產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基礎性制度建設，遠未過關，始終是只治標不治本。

基礎性制度建設，至少要從四個方面發力，一是住房雙軌制，即做好商品房和保障房的開發規劃；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一個未來推進的大方向可以是建立符合現代經濟要求的很清晰的產權界定和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統一大平臺，配之以服務于國土開發高水平頂層規劃的土地收儲制度；三是金融制度，前面說住房是雙軌制，那金融就不可能只是單軌的，一定是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互協調，相互呼應，來支持土地開發、不動產形成，以及住房制度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四是房地產稅問題，中央在這方面，大方向一直沒有動搖過，棘手的問題只是怎么創造條件推出它，確實比較復雜，往后還是要找到合理的一些配套條件，通過改革試點擴圍，提供更豐富的本土經驗支持“稅收法定”軌道上的推進，創造條件，還是要攻堅克難推進這個改革。

中國經濟增速走出下行周期值得期待

澎湃新聞：民營經濟與就業、社會穩定密切相關，2022年以來，宏觀政策上一系列旨在為中小微企業紓困的措施持續發力，在您看來，哪些政策效果比較好？哪些在2023年可以有所調整？

賈康：中小微企業里邊最主要還是1.6億市場主體中占絕大多數的小微企業。疫情沖擊之下，原來2020年的經驗有必要還可以再用，比如以財政貼息來給他們發放優惠貸款，讓企業能夠維持，實際上就維持了就業，維持了基本民生。“扛過”壓力以后，穩定局面就可以連續，扛不過去，情況就很危險，所以2020年的抗疫特別國債里有2000多億元專門直達到基層做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這對于小微企業是最實的支持。

另外，各個地方可以具體考慮，因城施策，比如對店鋪式企業，一般是餐飲、銷售、服務等類的，地方政府可以考慮發放促銷性質的消費券，當然這只能是輔助性的，但有比沒有好，也可以幫助中小微企業。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經濟增速需要實現中期概念的L形轉換，目前來看，L型轉換還有多久可以實現？

賈康：大概率2023年一季度以后，經濟應該往上走，但能不能達到中期概念的L形轉換，要努力爭取，我覺得應該值得期待。

前面我國曾有2015年到2018年12個季度的增速平臺狀態，后被貿易摩擦打破，而貿易摩擦的一些影響現在已經大體消化了，漸有新的平衡點了，速度重心已經降下來，如果疫情影響消化掉，是不是有希望再實現一個速度重心比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6.7%-6.9%要低一些的新的平臺。至少我們要爭取如此，比如，比那時降一個點則為5.7%-5.9%，很值得爭取在這樣的平臺上運行一段時間。

標簽： 小微企業 健康發展 房地產市場